說名道姓：四、姓名字形的特殊性

四、三國讀到死，不認識李催郭杞——姓名字形的特殊性

寫這段前，先讓我們一起來重溫《鏡花緣》第八十六回中這么一段故事：

紫芸道：“都已飲了，說笑話罷。設或是個老的，罰你一杯。”玉兒道：“就從我的姓上說罷。有一家姓王，兄弟八個，求人替起名字，並求替起綽號，所有名字，都要形象不離姓。一日，有替他們起道：

第一個名喚王主，綽號叫做硬出頭的王大。

第二個名喚王玉，綽號叫做偷酒壺的王二。

第三個名喚王三，綽號叫做沒良心的王三。

第四個名喚王豐，綽號叫做扛鐵槍的王四。

第五個名喚王五，綽號叫做硬拐彎的王五。

第六個名喚王壬，綽號叫做歪腦袋的王六。

第七個名喚王毛，綽號叫做彎尾巴的王七。

第八個名喚王全，綽號叫做做不成的王八。

一個王字化成八個綽號：“主”為硬出頭，“玉”為偷酒壺，“三”為沒良心，“豐”為扛鐵槍，“五”為硬拐彎，“壬”為歪腦袋，“毛”為彎尾巴，“全”為不成八。字形變化奇詭，諷刺淋漓痛快，是為漢語人名系統才有的特徵和優勢。

在文字形體上，漢字90%以上是合體字，漢族姓名便充分利用漢字形體變化自如的特點，或分合，或增損，或變形，或重構，充分地展示了漢姓名變化無窮的魅力，為中國語言文字的寶庫提供了一份寶貴財產。

本文不花筆墨去渲染漢名以這些特點為據，而在其自身上施展的情況，志在講述姓名形體的特殊性，即這些普遍特點之外的東西，然而這些“性”外之物，又或多或少地帶有這些共有的特點。

姓名用字在字形上的第一特殊點是用偏僻字。名字向偏僻處發展，目的在於避免雷同。在這方面，武則天父女又是出頭鳥，武氏其父名武士彠，彠，乃約的異體字，如乾脆寫成約，又恐過於通俗，不足以顯示其文明程度之高。有其父必有其女，武后的命名亦嗜偏僻，不僅要偏，還要“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於是乾脆據自己的原名結合詩句“日月當空照”造了一個字“瞾”，用以作為自己的名字。武氏其名最後為人所知，並非是用字僻，而是她本人是有名的女皇，人們不得不作為常識去尋經問典，查而記之。

象武后這種造生字以為名的現象，並非絕無僅有。

姓名用字太僻，不會有啥好處，除非你是名人，人家非認識你不可，才去認真考究，否則，就會不管三七二十一，連哄帶騙地矇混過關，不尊重你的，甚至不屑去理你，見了你繞道走。取字冷僻，至少犯了兩個錯誤，其一，違反了語言規範，其二，自己要選擇來做人格符號的都令人寫不出，呼不來，記不住，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還給別人留下不良印象。

這裡再說幾個僻名被人念錯鬧笑話的例子，以作例證。如夏丏尊，陳宧，被不少人念成了夏丐尊、陳宦。丏，音勉，是眼睛看不見的意思，夏翁取此為名，可沒有讓人把他當成叫化子的打算的;宧者，同頤，養也，並非宦宮的宦字。這種例子不限於今人，亦有不少此類笑話，哪怕你是幾千年前的老前輩，只要你的名字超出了我的常識，我就要歪呼邪喊，反正你不能從土中爬起來打我的板子。有句笑話叫“三國讀到死，認不得李催郭杞”，是為譏市並把李髉(亻旁)念成李催，郭汜念成郭杞也。清嘉慶皇帝不認得祁字，每次都把翰林祁雋藻呼為初雋藻，祁翰林明知念錯，也不敢斗膽解釋，左右的人也不敢當面更正，只得沿用聖上的稱呼，後來祁拜相，祁相無形中被人改為初相，這雖則是對封建皇帝天縱聖明的一大諷刺，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僻名怪性之風不可取。

姓名用字在字形上的第二個特別點是字型的變形和書寫方式上的簡省，這也是與正常文字背道而馳的兩種現象。姓名書寫字型的變形主要源於避諱。避諱的情況在後文有交待，這裡不說，單講避諱引起的字形變化。一是正常的名字被其他同形或似形、音似的字所代替，《史記》中凡有“談”字的地方都被改為“同”字，蘇軾為人作序，寫“敘”而不書“序”，乃因司馬遷父親名談，蘇父名序。太平天國時期，曾頒發《天朝欽定敬避字樣》，為避上帝和幼王洪天貴福諱，上海被寫成“尚海”，桂福省被寫成了“桂福(衣足旁)省”——又誕生了一個別字。

二是正常的字被其它字所代替。如漢景帝姓劉名啟，《史記》在行文時即用某代啟;宋文帝名義隆，《宋書》在行文時即用諱代義隆。

三是以空字或缺筆來書寫本應出現的諱字。沈約修《宋書》時，把劉裕寫作劉“口“，用符號”口“代替南朝宋武帝之名“裕”。

姓名書寫方式的簡省寫法是姓名屈於修辭的需要，削足適履的一種記載方式，這種省寫名稱只在書寫或稱謂上偶一為之，離開了那種特定的書寫和稱謂環境，大家又寫原名了。

姓名的省略，春秋之世已成習慣，自元朝以下駢體詩文流行，為求對偶，不惜剪裁，人物的姓名往往都人為地削頭去尾，僅留一、二字以代。

翻閱古書，這種姓名的省略俯拾皆是，如李商隱有詩句：“玉桃偷得憐方朔”，楊雄文《法言》：“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子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白居易詩：“憑君一詠問周師”等句，文中人名，皆為省寫。方朔者，東方朔也;原者，屈原也;如者，司馬相如也;周師者，白屆易自注曰：“周師範也。”

古人文章，姓名三字常縮作二字，二名之字省稱一字，如孫弘，方朔，馬遷，楊意，班婕，葛亮，劉牢，鮑，舒，重等，或以就對偶：“詩賦遺詞安字，自有其例”，或以表敬意“言徵不言在。”

楊樹達在《漢文文言修辭學》第十八章《省略》中，對姓名省稱現象條理化地加以分析，茲引用於下：

一、姓省稱。如百里奚稱“百”，諸葛亮稱“葛亮”，司馬光稱“馬光”，東方朔稱“方朔”。

二、名省稱。如晉重耳稱晉重，展輿稱展，息姑稱息，藺相如稱相，申包胥稱申包，酈食其稱酈其。

三、字省稱。如王莽字巨君，單稱巨，楊雄字子云，稱楊雲，陶潛字淵明，稱陶淵。

四、姓字連省稱。如司馬長卿稱馬卿。五、官省稱。如班婕妤稱班婕。

六、謚省稱。如秦惠文王稱惠王，漢諸葛忠武侯稱武候，昭襄王稱昭王。

七、譯名省稱。如呼韓單于稱呼韓。

姓名的省略亦是利弊並存，其弊常造成姓名的訛誤與糾紛。如“春明門”的門額上書有“眷明之門”字樣，而門外路旁有一墓碑，上題：“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一達官貴人巡遊至此，見後指點說：春明門額正方，故加之與陪襯，此墓碑直書長行，只合題蕭望墓，又何必用之字呢。其實，達官有所不知，蕭公姓蕭名望之，非蕭望也。另有蕭方等誤為蕭方，盧鴻一誤為盧鴻的，非諸公有意省寫姓名，實不知其名之所以然也，這些都不能計入省稱之列，只好打進“誤省“之行了。

姓名用字在字形上第三個獨特點，主要表現在姓氏方面，由於尋根意識影響，人們對屬於自己的姓氏持保守態度，不大願意理會現行的文字方式。50年代，國務院正式公布《漢字簡化方案》，但許多人不願丟棄舊姓，而襲用了應被簡化的姓氏，以致不少被簡化的繁體字作為姓氏依然存在，如雲/雲，郁/鬱，閻/閆，於/ 於等，如今仍是兩種並存，美籍華人作家於梨華，其姓於字應簡為於字，可她的姓名卻一直是用“於梨華”三字。

關於姓名用字字形的獨特性，最後再說說名字與字型的變化。

姓名作為人的代號，有著不同於其他文字的特殊作用，這就決定了有人利用姓名字形的變化，或增筆減筆，或行書草書，另作圖謀。這方面也有不少各遂所願的故事。

最大的事件莫過於清朝雍正皇帝胤禛。從名字上增筆舞弊而取得皇位的。康熙皇帝臨終前立下遺詔，決定傳位給“十四阿哥胤禎”，四阿哥胤禛的寵臣鄂爾泰、張廷玉為了給他謀取皇位，在遺詔“十”字上面加一橫一勾，又改禎字為 字，於是遺詔變成了傳位“於四阿哥胤禛”，四阿哥輕而易舉地竊取了皇位，鄂、張二人也因奉立有功，配享太廟，清一代漢人中只有張廷玉一人膺此特典。他這幾筆幾畫，真是值得很呢。胤禎死後，雍正仍心有餘悸，為消滅形跡，追改其名為禵，並將《玉牒》等官書都儘量塗改。因為改“禎”為“禛 ”，音同義同形似，尚嫌略有痕跡，不如改為禵，則形聲均異，更臻周密了。

明末馬士英乃權奸小人。馬擅畫鷹，南明的小朝庭覆滅後，馬身敗名裂，當時收藏馬畫的，均將馬士英的署名改為“馮玉瑛”，這也是姓名增畫的事件，但不能算舞弊，畢竟其人可殺，而其才可憐矣!

姓名的增減筆畫之外，又有人故意在名字的形體上埋下伏筆，於隱約間抒其寄託。如傑出畫家八大山人、牛石慧，二人本為兄弟，皆朱家後裔。明末後期，八大山人隱居不降而為山人，去朱之上半，而存下半之八大;牛石慧去朱姓之下半，而存上半之牛取以為名，“八大山人”四字連在一起豎寫好像“哭之”或“笑之”，牛石慧三字的簽名，看上去卻像“生不拜君”字樣，二人在姓名的書寫中埋下伏筆，表達孤臣孽子矛盾而又複雜的心緒。

近人張發奎將軍，簽名喜草書“奎”字，看似“大王”，人皆戲之為“張大王”，而張發奎呢，本人也常以山大王自嘲呢。

故意缺筆以示別義，也有人在姓名系統中予以使用。有人號其齋曰：“蟲二之齋”，問他才知乃“無邊風月之齋”的別寫，又明初小說家吳沃堯字繭人，某女畫家以一扇相贈，題款時把“繭人”誤筆為“繭仁”，吳笑著拿給友人看說：“今後我由人變成蛹了。”名字增筆亦增一諧，也是一趣。

姓名字形的特殊性只講這么四點，從中的利弊得失中，我們認為，取名於字形應該引起這幾方面的注意：

首先要多用規範字，少用異體字。由於歷史原因，漢字存在許多異體字，50年代，國家文改會對異體字進行了刪改，在字形方面有了統一的規範，是為我們取名用字的範本。如今有人為示水平高，給孩子取名帶一些“喆 ”、“傑 ”、“迺”之類的異體字，無形中增加了社會交際中的麻煩，不值得提倡。

其次要多用常用字，少用冷僻字。如今只有一個孩子，不少父母為了給孩子尋一佳名，拚命往生冷字里鑽，恕不知，佳名並非僻名，僻名更稱不上佳名，這在上文中已有註解，還是選常用字為佳。

第三，在字形搭配上，慎用形體相近的字。如冶與治、已與己和巳、戎與戍和戌、日與曰等等，容易被人誤讀誤記。名字在很多方面是一種交際工具，是為了讓人記住的，這些字不利於人辨認，最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