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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族譜

孔氏宗族的族譜是中國歷史上延續時間最長、包羅內容最豐富、譜系最完整的族譜。孔氏宗族視修譜為合族大事,通過修譜可以把居住分散、血緣關係相對疏遠的孔氏族人組成一體,從而達到“詳世系、聯疏親、厚倫誼、嚴冒紊、序照穆、備遺忘”的目的,修譜還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清查“外孔”的滲入。

最初的孔氏家乘,只是以抄本傳世,記載世襲奉祀的宗子名字。北宋元豐八年(1085年),官居朝議大夫的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翰深感個別抄本易於散失,而且每代僅錄一人,使家族中許多賢達之士未能載入史冊,年代久遠後必被湮沒,決定廣收資料,創修孔氏族譜。這是孔氏宗族的第一部族譜,將本族嫡系及支庶一併收入,正式鏤版印刷。

孔宗翰之後的四百年間,宋、金、元歷朝更替,屢值兵燹戰亂,其間孔氏譜牒雖曾進行過重修,但沒有正式刊刻。明代弘治二年(1489年),才又一次組織重修並付印。這次重修的族譜接受以往瀕於失傳的教訓,特對修譜之事作了文字上的規定:此後族譜“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為期”。按此規定,應當在嘉慶四十年(1561年)左右修譜,但由於種種原因,修譜工作比規定時間向後拖了六十多年,直到天啟二年(1622年)才纂修族譜,這距上次修譜已有133年的時間。而後的康熙、乾隆朝的甲子年均按時修譜,但乾隆甲子(1744年)負責修譜的是孔繼汾,他後來因被告觸犯了清朝《會典》而陷入文字獄,充軍到新疆伊犁。在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沒有再大修過族譜,直到民國九年(1920年)倡修全族大譜,經土7年努力,在民國二十六年方大功告成。這部民國族譜是最大規模的一個孔氏全國合族大譜。

北宋元豐及明弘治年間所修的孔氏族譜,久已亡佚,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天啟、康熙、乾隆和民國所修的四部。從這四部族譜的纂修人員的設定來看,可以發現,隨著世代推移,修譜機構的設定規模逐漸擴大。

為確保修譜工作的順利進行,衍聖公府建立了一整套嚴密的組織機構和人事安排,如乾隆九年(1744年)修譜時,設立鑑定一人,由衍聖公擔任;監修二人,由三品執事官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擔任;提調二人,由正一品蔭生候選員外郎和曲阜縣世職知縣擔任;以下編次、掌收、校閱、譽錄、督刊、收發等職,也是各由四品執事官、候選州同知之類有官職者及有科名的人員擔任。到民國時期最後一次大修時,衍聖公孔德成主持,專門設立了“曲阜全國孔氏合族修譜辦事處”(簡稱“譜館”,古時稱:“纂局”),孔德成任總裁,由族長孔傳蜻等三人主持日常工作,譜館有職員66名,另有一些勤雜員役。

修譜時,衍聖公府要先行制訂條規、頒布榜示,制訂統一格冊和修譜誓詞。然後擇吉日舉行儀式,告廟致祭後,各執事人員進入修譜的專設機構纂局內辦公。族譜纂修完成,要在孔廟舉行隆重的告祭儀式。各戶族眾按規定領到新譜後,即將舊譜交至族長,立即焚瘞。如有失落舊譜者,即聲明,該戶頭戶舉出具證明,刻附譜後。

孔氏歷代修譜都非常嚴格,明天啟年間修譜規定義子不能入譜,違者重究。清康熙時修譜,規定更加詳細:一,凡不孝、不悌、犯義、僧道、邪巫、優卒、賤役等,都被認為是“辱祖玷宗,喪名敗節,皆不準入譜”;二,因修譜都是集資,所以規定族人每丁交銀八分,違者不準入譜;三,孔氏子孫不僅行輩字有一定規定,即使用字亦隨行輩而定,不準亂用。修譜時,如有不依規定亂取用者,必須改正,否則不得入譜。乾隆甲子修譜除繼承康熙時的規定外,又提出凡“養異姓為子、贅婿冒姓、子隨母嫁攜來同居”者,亦不得入譜。對以上各方面,不僅各戶頭要認真作保證,而且還發動族人知情者履行檢舉之責。

在孔氏宗族中,除大宗主衍聖公主持纂修的全譜外,各戶、各支派還有自己纂修的小譜或支譜。這些譜牒各具特色,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歷史資料。比如,《林前戶支譜》記載了從漢至清歷代皇帝對孔氏優免賦役的敕文,並收入嘉慶年間立於孔廟毓粹門下的蠲免碑文。《大宗支譜》則收入了更為詳細的資料,在人名之下不僅載有字號、功名官職,還有妻妾娶自何家、其子娶何家之女、其女嫁與何家之男等內容。由於支譜所刊印數量較少,留存下來的僅有八部,它們是:《東家小譜》、《嫡系小譜》、《續修支譜》二種,《大宗支譜》二種,《林前戶支譜》、《林前戶重修孔子世家譜》。

凡是流寓外地的孔氏族人纂修的支譜,必須獲得衍聖公的批准,加蓋衍聖公府大印後才能成立。各級官府主要根據衍聖公府鈐印的有無,來判斷內孔與外孔,決定是否給予優免差徭及有別於齊民的特權。

內孔和外孔

一般說來,作為聖裔的孔氏宗族常常自稱“內孔”或“真孔”,而把同姓不同宗的孔氏稱為“外孔”或“偽孔”。這裡的里外、真偽,是以聖脈的流傳作為對照的。

聖裔們所強調區別的“外孔”,其情況大致有二:

一是與聖裔同姓不同宗的孔氏。如本書第一章中所述,在古代,也有幾支孔姓並非出於子姓之後,在孔父嘉至孔子一系後世的繁衍、擴大的同時,這些“聖裔”之外的孔姓漸漸淹沒無聞,也無世系資料存世,然而這為數不多非聖裔的孔氏有時會想方設法混進聖裔中去,以圖享受到朝廷對孔子後裔的優厚待遇。正是“累朝優禮”、“與常人異”的待遇,在孔氏宗族史上引起了大量偽孔冒宗的現象,在曲阜縣之外的其他州縣,時有和孔子後裔並非一脈的外孔假冒“聖裔”,以期得以優免地方差徭,這種情況每朝每代都有發生。而在曲阜,由於管理嚴格,冒宗易於識別,這種情況極為罕見。

一是出於衍聖公府的奴僕孔末所傳的後代。據載,孔仁玉的後裔在北宋時期傳至五十三代而分為“孔氏五位”的同時,灑掃戶孔末的子孫也已立為“五院”,分布在曲阜的小薛社、張陽社、西隅社、東忠社、西忠社。到清代,這些所謂“仆隨主姓”的外孔,又發展到曲阜之外的鄒縣等地。既然同屬一姓,又並非同脈,為了明確主僕、聖裔庶民之區別,以衍聖公府為代表的孔氏宗族“不準其隨欽賜行輩取名,以免混亂”。外孔如冒宗續譜,則要因“冒宗譜,濫邀恩崇”而獲罪。